說起來，因環境監測數據造假而被問責，印鑒不遠：2016年的西安環保局監測數據造假就曾轟動一時。去年6月，涉案7人因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獲刑。

　　人們常說，要善于把別人的教訓變成自己的經驗。遺憾的是，西安的教訓，顯然沒有成為臨汾的經驗，生態環境部在通報時稱臨汾數據造假行為，“組織嚴密、策劃專業、影響惡劣、性質嚴重”，僅涉案人數，就遠超西安。

　　這里有一個背景值得一提，2016年1月1日起，環保部印發執行的《環境監測數據弄虛作假行為判定及處理辦法》施行，旨在打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篡改、偽造或指使篡改、偽造監測數據等違規違法行為。

　　時隔一年，即2017年1月1日，“兩高”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施行。與此前《辦法》不同，《解釋》首次將環境監測數據造假行為納入污染環境罪。

　　從環保立法升格中，環保部門工作人員，應更能掂量出中央打擊破壞生態環境違法犯罪的堅強決心。也應該畏法、遵法。西安、臨汾兩地的監測數據造假人員，還是接連踩上了法律的“高壓線”，而且，前后間隔只有短短不到兩年。

　　涉案的環保部門工作人員，本該是環境衛士，他們卻掩耳盜鈴，干起了見不得人的造假勾當。他們違法犯罪，被繩之以法，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他們在實施犯罪前，對其法律風險，應當有所預估。為什么還是有組織地實施或參與了造假行為？是其“記性”太差，還是另有原因？

　　具體而言，監測數據造假的背后，是環保局長等人的擅作主張，還是被暗示或明示之下的“奉旨而為”？若有后者的因素，則涉事環保局長等人被刑罰，還不是案件處理的結束，還該問責暗示或明示造假的領導。如何延伸性調查取證，對問題一查到底？這些問題或許都有思考的價值。

　　按照常理，一個公職人員，不會輕易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和“飯碗”開玩笑。如果換一個人，寧愿辭職也不地去冒這個可能坐牢的風險。明知故犯，要么是有人在其背后為其掃撐腰，說不定，這還會被領導美化為“敢于擔當”，而被大加褒獎，若事情不曝光，更有被提拔重用的可能。否則我們無法理解其大膽行為的動力和意義。

　　這里絲毫沒有為涉事環保部門工作人員辯解的意思。這些年，一些地方環保部門的個別官員，不僅不履行監管職責，反而和污染企業沆瀣一氣，淪為非法排污企業“保護傘”。

　　但是，平心而論，受制于當地政府的環保局長，“依法辦事”往往并不容易。在政績觀依然被扭曲的地方，環保局長面臨的最大壓力往往來自于領導，而非污染治理本身。揣摩并按領導意圖行事，成為其行為準則。而法律法規則被置于一邊。出了事，則要責任自擔。

　　環保督察“回頭看”發現，上級政府部門在整改中充當“甩手掌柜”者有之，上級為下級“背書”者有之，官員會違法排污企業“站臺”者有之，上下聯手虛報整改情況騙國務院者有之。但鮮見作為責任主體的當地政府，其主要領導、分管領導主動攬責。

　　是誰的“鍋”就讓誰來背，環保部門工作人員對監測數據造假，風險夠大。監測數據造假，不同于一般貪污受賄，若不是面對特殊壓力，他們不會如此鋌而走險。

　　因此，對分析監測數據造假以及環保督察“回頭看”發現的表面整改、敷衍整改、假裝整改等問題，應分析更深層次的原因。特別是要多從上面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在對每一個直接責任人進行問責時，對上級相關部門和責任領導是如何履職的，有無不作為、亂作為，不妨多問幾個為什么。有責任，則追究責任，無責任，則作為一種提醒。這樣的整改才能觸及到“人”的切身利益，也才是全面、徹底的。(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