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于1962年的小說《寂靜的春天》，以寓言式的開頭描繪了一個美麗村莊的突變。小說揭示了環境污染的現實和嚴重后果，也引發了人們對于環境污染危機的思考。

　　《寂靜的春天》把“環保”的概念第一次呈現在世人面前，引發了美國甚至全世界的環境運動，被人們視為全世界環保運動的開端，國際上普遍認為該書直接促成了斯德哥爾摩公約的達成和簽署。

　　對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環資委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呂忠梅的專訪，就是從這本小說聊起。

　　在呂忠梅看來，為“美麗中國”立“良法”，是編纂生態環境法典的使命所在。編纂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生態環境法典，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1979年，我國制定第一部環境保護法。呂忠梅學生時期最早接觸的環境法學就是這部法律。而對于編纂環境法典，在本世紀初就曾有學者開展了專題研究，對其必要性進行論證。在呂忠梅看來，40多年的環境法典編纂研究成果已經能夠為今天的生態環境法典編纂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

　　當選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之前，呂忠梅曾任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這些年來，她不斷為編纂生態環境法典鼓與呼。但她也知道，這將是個漫長的過程。

　　2017年，呂忠梅任會長的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剛剛完成換屆就正式啟動了“環境法典編纂研究”重大項目。該項目包括“外國環境法典翻譯”“環境法典編纂基礎理論研究”“環境法典專家建議稿（草案）”三個子課題。經過五年多努力，在全國近200名專家學者的分工協作下，課題圓滿完成第一階段的研究任務，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已結集為由17部出版物構成的“綠典之路”系列叢書，并形成了五編1100余條的生態環境法典專家建議稿（草案）。

　　2023年4月，《綠典之路》第一階段成果發布暨法典編纂研究座談會在京舉行。正是在這次會上，呂忠梅表示，希望能盡快將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列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一類立法項目。這也是她首次在公開場合作如此明確的表述。

　　此前，2021年，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計劃明確提出研究啟動環境法典等條件成熟立法領域的法典編纂工作；2022年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提出繼續推動法典編纂。

　　幾個月后，2023年9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對外公布。本屆立法規劃的最大創新之一，是對推動條件成熟的立法領域法典編纂工作作出專門安排。立法規劃列明積極研究推進生態環境法典和其他條件成熟領域的法典編纂。

　　在呂忠梅看來，借鑒世界環境法典編纂的成熟經驗，是編纂中國自己的生態環境法典不可缺少的一環。因此，在她的“三步走”計劃中，翻譯外國環境法典是第一步。

　　一邊翻譯一邊做比較研究，課題組先后翻譯了11個國家以法典命名的環境法律。經過深入比較，呂忠梅發現雖然世界各國環境法典編纂不像民法典編纂有成熟的概念體系和編纂方法，但也有規律可循，有成功的經驗和失敗教訓值得吸取。

　　她總結了三條共性：第一條是所有國家啟動法典編纂的目的都是為了推動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轉型。不管什么形式的法典都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價值追求，也是立法宗旨。可持續發展作為人類面向未來的發展模式，是世界各國法典編纂的共同追求，也是核心價值。第二條就是法典的形式，各國基本都遵循了“總則—分編”的法典結構一般規律，但都采取了比較靈活的態度，以犧牲一定的邏輯性來保持開放性。第三個共性就是各國都是根據當時自己的國情和立法狀況作出編纂方式選擇。換言之，采取何種法典形式，只有合適不合適，沒有好壞之分。

　　經過四十多年探索，中國走出了一條特色鮮明的生態文明建設法治道路。

　　“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的法治道路不僅走的通，而且很管用。”呂忠梅認為，生態文明建設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法治道路既是世界環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對全球環境治理應承擔的大國責任。在她看來，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應該在立足中國國情、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注重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吸取各國法典編纂的教訓，采用國際通用語言，向世界貢獻一部高水平的生態環境法典。

　　被明確寫入立法規劃一類項目，意味著編纂生態環境法典已不再是學者們的理論設想。

　　“法典是由政治家決策、由法學家論證的產物，體現了政治生態、民意基礎、法治實踐、法學理論的有機結合。”呂忠梅認為，當今中國，如何通過編纂生態環境法典，促進和保障建設“美麗中國”目標的實現，既是政治之問，也是時代之問，還是實踐之問，更是理論之問。

　　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條件已經成熟，采用適度法典化模式、編纂“領域型”法典、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價值建構法典框架……目前，各方面已就這些問題達成共識。

　　3月4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首場記者會上，大會發言人婁勤儉談及立法工作如何更好保障中國經濟發展時表示，全國人大的立法工作將在幾個方面重點發力，其中就包括突出高質量發展抓立法，為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低碳發展，組織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工作。

　　“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研究應進一步統一法典編纂理路、準確把握‘統籌立改廢釋纂’的整體要求，著力解決好明確價值判斷標準、妥善處理幾對基本關系、增強環境法典編纂研究的法學理性等問題。”對于下一階段，呂忠梅已經有了不少設想。

　　對于編纂生態環境法典，呂忠梅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這是幾代環境法學人的夙愿，也是幾代環境法學人不懈的追求”。但她也強調，法典編纂作為最高形式的立法活動，更是立足國情的政治抉擇，而不是學者的法律理想，必須以國家的發展現狀、法治基礎、經濟社會條件為研究前提，不能脫離中國實際去構建空中樓閣。

　　呂忠梅始終認為，以“可持續發展”作為生態環境立法領域法典編纂的基礎性概念，使用生態環境保護的“世界通行語言”，不僅可以使生態環境法典成為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在聯合國《世界環境公約》談判中更好展示中國立場、體現中國方案，而且可以使生態環境法典作為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標志性成果，形成為他國所向往、可模仿、可借鑒的立法經驗，引領世界生態文明法治建設。（記者 朱寧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