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日，中紀委轉發河南省委的通報，新鄉市委原書記李慶貴作為新鄉市黨風廉政建設第一責任人，對主體責任認識模糊、工作領導不力、責任落實不到位，對連續發生的３名廳級領導干部嚴重違紀違法案件負有主要領導責任，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免去領導職務。

今年７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明確，全面從嚴治黨責任不力等５種新增問責情形和政治上不守規矩等１０種不適宜擔任現職干部的情形，要被問責或組織調整。這個《規定》給那些庸官懶官再亮紅燈：“為了不出事，寧愿不干事。就是沒本事，也沒多大事”……這種為官不為的“官場歪經”不是為官之道，你的屁股底下沒有“鐵交椅”，不干事、干不成事的，就得讓位。

讓優者上劣者下的“尚方寶劍”，如何給力從嚴治黨，激發干部活力，打造一支高素質的執政團隊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近日深入部分先行探索的基層進行了走訪。

從嚴治黨新規撼動誰的烏紗

總人口１１萬的陜西省宜川縣，過去一年間調整處理不勝任現職的科級干部２３人，其中１４人被免職。這在當地干部中引起震動。

一名上任不久的局長，在農忙季節竟忘了安排技術人員下鄉培訓果農，而這是過去全縣每年必有的“規定動作”。由于“人崗不適”，他被調離崗位。

“單位難見人影子，好不容易找到還給臉子，給了臉子也不一定蓋章子”。一名科級干部被辦事群眾多次反映投訴“懶政”、耍態度。雖然夠不上紀律處分，但他還是被免職。

……

夠不上違紀，沒出過大錯，但在現任崗位上還不“夠格”。這是不少被“下”干部的一大共同點。他們“下”的依據，是去年７月縣里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制定的《調整不勝任現職科級領導干部暫行辦法》。文件列舉１８種“不勝任現職”情形，大多與八項規定、反對“四風”有關。

從嚴治黨，必先從嚴治吏。黨的十八大以來，浙江、安徽、陜西、貴州、甘肅等地加速探索干部能上能下。專家分析，近年來一些地方“老實人吃虧，老好人吃香”，人浮于事，一大根源是不該“上”的上去了，該“下”的下不來。應該從制度上打通干部能上能下的血脈循環。

“汽車不合格，廠家要召回。干部不在狀態，也應由組織‘召回’”。“召回”，是貴州省黔西南州干部對“能下”的形象說法，全名是“不勝任現職干部召回管理制”。從２０１４年９月起，當地不勝任現職干部，首次被提醒、培訓，考核仍不稱職就要被調崗、降職、免職乃至解聘。

“脫貧攻堅能者上，庸者下”。甘肅從２０１３年１０月開始，以減貧增收論英雄，成效顯著的縣，“一把手”可提拔重用，扶貧不力則被降職、免職或改任非領導職務。定西市通渭縣制定《領導干部績效考核辦法》，截至目前有５９名干部被調整處理。

從７月１９日起，中辦印發的《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為干部能上能下提供更權威、全面的依據。除到齡免職（退休）、任期屆滿離任、健康原因調整、違紀違法免職等已有渠道外，《規定》還列舉“不適宜擔任現職干部”的十大情形，新增五種干部問責情況。

政治上不守規矩、廉潔上不干凈、工作上不作為不擔當或能力不夠、作風上不實在……這十大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情形和五種新增問責情況，都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點發力方向。

“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關鍵是依規治黨。”中央黨校教授張希賢認為，《規定》以黨內法規形式充分吸納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經驗，這是推進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探索。

突破領導干部能上難下的動力來源于從嚴治黨，日臻完善的干部能上能下機制劍指懶政、惰政，服務于從嚴治黨。

黔西南州列舉的庸懶散軟情形多達３０種，概括起來是“四條線”：“黨紀黨規線”、“工作能力線”、“生活作風線”和“倫理道德線”。

一年來全州“召回”１９７３名干部，占干部總數的２．７％，其中縣處級５６人，被“下”的２１７人。后者主要是五類人：不想干的、不會干的、人崗不適的、鬧不團結的和違規違紀的。今年全州還加大了對縣處級干部的“召回”力度。其中，興仁縣的一名鄉鎮干部劉某，去年因自由散漫、工作拖沓懶作為被“召回”培訓、調崗，之后依然曠班不上，又被待崗兩個月依然如故。今年４月他被開除公職。

黔西南州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穆嶸坤說，過去對不貪不腐也不為的惰政、躲政，難以認定，不好監督。而干部能“下”的擇優汰劣制度，彌補了這塊短板。

如何精準識高下，讓干部“下而能服”

干部能上能下原則明確：真正讓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但實際操作又不簡單：尺子誰來拿準繩如何定怎樣端平一碗水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０后”小陳從甘肅省通渭縣一個事業單位的專業技術類干部，到一個鄉走馬上任副鄉長。又過了兩年，她被免職調回原單位，重干老本行。想通之后，她認為這并不“丟人”，從人崗不適到人崗相適，自我定位更加清晰了。

小陳提拔時，正趕上鄉鎮換屆。當時全縣鄉鎮領導干部學歷偏低、年齡偏大，按照要求，必須給每個鄉鎮班子選拔一名本科以上學歷的“８０后”女干部。小陳是篩選后符合條件者之一。但當上副鄉長后，繁重的行政管理讓她“壓力山大”，連續兩年，她在實績考核、民意測評中名列全鄉領導干部最后一名。按照縣里考核辦法，縣委組織部征求鄉黨委意見，與本人談話，提出調整意見，最終報縣委常委會決定組織調整。

“程序正義要保證，評判標準要科學，才能讓干部下而能服。”通渭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史炬煒說。

實際上，新出臺的《規定》明確，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干部，須經考察核實、提出調整建議、組織決定、談話、履行任免程序等五大“關口”，干部有權申請復核或申訴，“復出”也有嚴格條件限制。各地還“須結合自身實際，制定具體實施細則”。

而從多地探索看，凡是能上能下順暢的，無一不是細化規則、力求公平。干部能上能下也產生“鯰魚效應”，反過來推動干部監督方式改革，干部評價也更注重在政績中體現政德的含量。

黔西南州“召回”干部無一人申訴、復核。他們對干部履職情況日建臺賬、月度考評、季度約談、年度考核。同時，“州官”對“縣官”、“縣官”對“鄉官”無記名綜合打分。“有意不作為”的興仁縣鄉鎮干部劉某，就是當地先后根據日常考核，歷經“召回”、轉崗、待崗三個階段，最終被決定開除公職的。

有的地方，細量尺子，分“賽場”選馬。從２０１４年起，甘肅省通渭縣分別按鄉鎮、黨群部門、政府部門等７個類別分類考核領導干部，年中一般不做人事變動，等年底拿著“成績單”定上下去留。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魏守禮說：“評判不同類別的政德、政績，考核辦法各有側重。”

讓干部上得公平、下得服氣，還須整合監管資源，在黨委領導下，端平一碗水。宜川縣在確定干部該上還是該下前，都要對所有科級干部的德、能、勤、績、廉綜合研判，研判的依據既有干部考察，還有經濟審計、民主評議、舉報核實。

貴州省委黨校教授邱中慧等專家認為，真正讓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不僅應把原則性規定具體化，實施中還須防止變軟走偏，避免好人主義、避重就輕和借機打擊報復。

因“下”而知恥，知恥而后勇

年屆五十的老凌，在今年１月之前，還是黔西南州安龍縣一個鄉的鄉長，因為工作“推、拖、甩”，被縣里“召回”培訓一個月，又到另一個鎮擔任副職。這個鎮給部分群眾承諾的扶貧項目沒有兌現，干群關系有點“惱火”。老凌接手后加班加點，上任不到５個月，協調落實７００多萬元資金，基本兌現了承諾。

“過去我覺得自己年齡大了，在縣里干到正科級，也沒什么發展前途了。”他說，“現在危機感很強，得抓緊干。”

“‘召回’，是為了不‘召回’，為了激發干部活力。”黔西南州委書記張政說。在記者走訪的陜西、甘肅等地，被“下”的干部同樣觸動很大。

專家表示，讓那些為官不正、為官不為的領導干部“下”，也會為一批政德好、能干事的干部騰出施展的空間，最終激發“關鍵少數”和廣大干部自覺踐行“三嚴三實”要求。

曾幾何時，戀棧貧困帽是扶貧工作中一種不正常現象。而在甘肅，脫貧攻堅能者上、庸者下，領導干部比減貧實效、群眾增收的氛圍日益濃厚。

走進定西市通渭縣馬營鎮回岔村，記者遇到一位面色黝黑、眼睛充血的漢子，站在牛圈旁，反復勸說戶主張進國修建標準化牛舍朝向一定要向陽，因為“良種牛也需要曬太陽”。

這人是鎮黨委書記茍建軍，他手里拿著兩張表，分別是張進國家２０１４年的收支表和今年增收預測表。據張進國介紹，茍書記上任半年來，每周至少要來他家一次抓扶貧。

“工作不細，沒有底氣。”茍建軍說，“省里要求貧困地區黨委、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扶貧開發上。鄉鎮干部現在幾乎全撲在精準扶貧上。”

部分專家、干部表示，讓“下”的壓力化為“干”的闖勁，不僅要讓干部能上也能下，也須加強培訓、激勵，為干部充電、為創業干事環境造“氧”。

甘肅省定西市委研究室主任張全有說：“能上能下應是常態，不是貶黜。干部應因‘下’知恥，知恥而后勇。”（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來源：新華網 記者：張欽 王新明 李放 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