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半個世紀前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發表的《即將到來的太空船地球經濟學》，到45 年前羅馬俱樂部科學家提出《增長的極限》，再到12年前聯合國發布的《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直至近半年來英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的反復呼吁，無疑都在警示我們：資源與環境約束成為地球文明能否延續的最關鍵因素，借用霍金博士的話就是，我們的星球正處于最危險的時刻。

不過，在人與自然關系幾百萬年的歷史中，因生產力的局限，大多數時間里人類臣服于自然的力量。雖然歷史上也曾出現過人類“戰勝”大自然的事例，但是從美索不達米亞到希臘、小亞細亞、阿爾卑斯山等地發生的“自然界的報復”表明，雙方實力對比依然懸殊。因此，敬畏自然的情愫長期主導著人類的文化與宗教。

200 多年前，“以大機器為代表的和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工業文明（托馬斯·弗雷德曼語）”的到來，徹底改變了人與自然的實力對比。財物在增加、生活在改善、城鎮在擴張，與此同時，天空不再藍、河水不再清、大地不再綠。在這得與失之間，更多的人依然“義無反顧”地涌向城市，因為在那個時代的價值觀和知識體系里，尚未有“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習近平，2016年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青海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的認知。于是，更多的廠房平地而起，更多的煙囪豎立起來，全球煤炭產量的三分之二被英國消耗，甚至在1873 年倫敦有268 人因空氣嚴重污染死亡之后，依然沒有多少人意識到恩格斯所說的“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的深刻含義。與此相對應的是緩慢的社會反應，公眾意愿更多表現為對發展經濟的渴望，而立法執法和司法則只能借助于傳統的法律體系來調整工業革命以來意想不到的新矛盾。

良好的環境質量是人類生存與繁衍的基礎，也是生存權的重要內容，且具有公共性、普惠性、流動性和不可分割的特征，而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過度使用等行為會直接導致環境質量的下降。正因為如此，在人人享有（良好環境）的同時，還要強調人人有責和人人參與的重要性。1972 年聯合國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規定，“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的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并且負有保護和改善這一代和將來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 在該宣言前后，亦有一些國家的環境立法或國際環境公約或文件做了類似的規定。比如1973 年召開的我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就提出了“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32 字方針，再次強調了公眾環境權與保護環境義務的統一，并被1979 年的《環境保護法( 試行)》所確認。不過，在西方國家，有關環境權的定義出現了只強調公眾權利而忽視公眾義務的傾向。比如《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和之后的《奧胡斯公約》（2001 年生效）針對環境信息的公開、公眾參與決策以及司法救濟機制等做了更為詳細的規定。

雖然我們已經越來越清晰地看到地球正處于最危險的時刻，盡管世界各國包括國際社會也做出了艱苦的努力，但要想在傳統的發展模式下扭轉危局，勝算寥寥。因此若要拯救地球文明，需要人人參與的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人人盡責的局面，而不是不盡義務的索取或一味抱怨他人。既然我們希望“地球號”飛船在宇宙中不斷地航行下去，那我們就要有同舟共濟的共識和行動，唯有如此，方能實現人人享有良好環境質量的目標。

來源：《世界環境》雜志2017年第3期卷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