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明確標準立規矩。針對以往緊急信息界定不明晰、標準模糊等問題，我們出臺了《緊急信息報送范圍和標準》，從定量到定性對緊急突發事件作出詳細規定，同時還配有報送流程圖，明確了要依據事件的重要程度報送到相應層級的部門。比如，規定人員3死5重傷，直接經濟損失在1000萬以上的交通、安全、中毒、火災等事故都應報自治區黨委。事實上，幾乎所有已發生的緊急突發事件都可以在《標準》中找到對應的“身份標簽”，即便是信息崗位上的“新兵”也可以對照《標準》正確完成工作。

二是強化預判防事端。對于那些尚未造成現實危害、有可能發展成重大事件的敏感情況，如果能提前發現、及早報告，將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或者將事態風險降低到可控范圍，就更能發揮信息工作的“放哨”作用?；诖?，我們將人員身份敏感、發生時間敏感、發生地點敏感、行為方式極端、持續時間較長且引起較大規模人員圍觀等要素列入了緊急信息范圍。從過去單純重視“事后”，轉到同樣重視“事前”，增強了對突發事件前期研判和預警的能力，當好“事前諸葛亮”，努力為及時化解、消除不安全、不穩定因素留足“提前量”。

三是加強會商無遺漏。我們建立會商制度，加強與專業部門的聯系溝通，依托專業的力量來判斷實在吃不準的信息，確保信息報送的準確性和有效性。比如，化工液體、氣體泄漏等涉及化工危爆行業的安全生產事故，沒有專業考量難以判斷其后果。這就需要與安監、環保和廠方的技術人員進行會商，借助專業力量重點對發生事故的周邊環境進行風險評估，分析對有關工人的健康產生的影響，視具體情況，再決定是否報送信息。從實踐來看，我們基本做到了既沒有濫報緊急信息干擾黨委工作，又沒有漏報重要情況，造成重大社會影響。

信息源是緊急信息收集工作的“源頭活水”，掌握信息源，就要“伸長腿”。我們把“腳”踩在源頭上，將觸角延伸到黨政軍群等各個方面，不斷暢通信息渠道。

一是一竿子插到底。信息報送雖然明確實行屬地管理，但一個城市的“地面”上常有不同層級的部門（單位），有省級、市級，甚至還有中央派出單位，事實上是處于“條塊分割”狀態。單純實行屬地管理，讓負責“塊”的部門報送它權力范圍之外“條”上的突發情況，可能存在種種障礙。針對這一實際，我們直接抓住容易收集突發信息的部門（單位）、容易發生風險的部位，建立直報制度。目前，寧夏已建立以縣以上黨委辦公廳（室）、區直部門、媒體、重點高校、科研機構、重點企業為主的100余個信息直報點，基本做到“縱向貫通，橫向銜接”，實現了信息網絡全覆蓋。

二是新媒體上找線索，體制內再求證。在互聯網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個個都是自媒體。微信、微博、貼吧、論壇等新媒體對突發事件的“播報”往往最及時、最敏感，身處事發現場的網民是反應最快的信息員。針對這一新情況，我們建立了密切關注新媒體的機制，從新媒體上發現線索后，再回到信息工作體系中來求證事件是否屬實，通過這一機制更加迅速地掌握最新狀況。

三是東方不亮西方亮。緊急信息如果僅依靠上下級 “單行線”報送，漏報的風險就會上升。針對這一情況，我們堅持“多頭報送”，要求涉事部門（單位）同時報送信息，這有助于全面描繪復原事件的整體輪廓。每個涉事部門（單位）都從自己的角度報送同一起事件的情況，綜合起來對把握整體狀況非常有利。如一起安全生產事故發生后，安監、環保、衛計委、事發地黨委政府的信息都會報來，安監主要分析事故的技術原因，環保則主要評估次生環境危害情況，衛計委則主要報告人員傷亡救治情況，事發地黨委政府則主要報告開展善后穩控等工作，這些信息綜合到一起，相互印證，對自治區黨委全面掌握情況、科學決策起到重要作用。

在信息報送中，時效是生命，“第一時間報送”才能為黨委決策贏得時間、掌握先機。我們要求“手要快”，爭分奪秒，堅決不當“馬后炮”，竭力壓縮無效辦理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