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日起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下稱《條例》）正式實施，這是該條例的第三次修訂版。經過長期的實踐—修訂—再實踐—再修訂的循環往復，這部規范黨的各級組織活動和全體黨員行為的條例更加成熟，紀律特色更加凸顯，紀律建設的政治性時代性針對性顯著增強。

改革開放后的十多年，我們沒有系統、全面地制定關于黨紀處分的規定，對違紀問題的處分主要憑借工作人員個人的政策水平和工作經驗，紀律處分畸輕畸重現象時有發生。在黨的十三大提出的“在黨的建設上走出一條不搞政治運動，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設新路子”的要求下，1988年3月中央開始著手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同時將十三大至十四大期間中央要制定的若干部單項處分規定進行整合。經過9年反復調研、征求意見和修改，1997年2月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正式頒布，共13章172條，主要分為政治類、組織人事類、失職瀆職類、經濟類、侵犯黨員權利類、道德類、社會管理秩序類等7類紀律，這是當時把黨的紀律規定得最為具體、最為系統、最為完整的黨內規章制度。這部條例主要解決了量紀標準問題，為各級紀檢機關處理違紀行為提供了基本依據，標志著黨的紀律建設進入規范化和科學化階段。隨后，中央紀委、監察部組織拍攝了以案件為基本素材、形象再現這部條例主要內容的電視系列片，作為全體黨員學習黨規黨紀的輔助材料。

隨著經濟社會形勢的發展，尤其是加速推進的國企改革，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迫切需要對“試行”的《條例》進行修訂。2003年12月31日，中央頒布了新的《條例》，這是第一次修訂，修訂后共15章178條，系統提出了黨的政治紀律、組織人事紀律、廉潔自律紀律、貪污賄賂、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財經紀律、失職瀆職、侵犯黨員和公民權利、違反社會主義道德、妨礙社會管理秩序等方面的規定。這次修訂的最大特點是與時俱進和制度創新。它科學總結了黨長期以來尤其是試行條例執行近7年的經驗，順應了國企改革大背景下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形勢，貫徹了“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治黨理念，體現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和重教育、重挽救的原則。同時，嚴格規范了黨紀處分決定的執行程序，有效解決了有的地方或者部門出現黨紀處分決定不落實或者難以落實的問題。《條例》頒布實施后，中紀委在全國范圍內組織知識競賽活動，直接或間接參與人數達4800余萬人，廣大黨員干部的紀律意識進一步增強。

十八大之后，在全面從嚴治黨的管黨治黨實踐中紀律被賦予了更加突出的使命，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靠什么管、憑什么治就是靠嚴明紀律”。與此同時，2003年制定的《條例》因歷史局限性無法有效滿足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需要。2015年10月，中央印發了新修訂的《條例》，這是第二次修訂，修訂后共11章133條，將黨的紀律調整為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等6類。這次修訂最突出的特點是突出“紀嚴于法、紀在法前”。之前的版本，不同程度地存在紀法不分、紀言紀語與法言法語重合問題，黨紀處分與刑事處罰的界限較為模糊，這導致在實踐中降低了對黨員的要求。為避免出現“要么是好干部，要么是階下囚”的不正常情況，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提出紀律必須嚴于國家法律，紀律必須挺在法律前面。堅持紀嚴于法既是對廣大黨員干部的約束，也是對他們的最大愛護，反映了我們黨對管黨治黨規律認識的再次深化，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黨管黨治黨理念的新變化：制定黨規黨紀，不是為了簡單地進行管理和約束，而是要實現管理與保護相結合、監督與激勵相結合，形成既有統一意志又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2018年8月，中央頒布了第三次修訂的《條例》，修訂后共11章142條，在體例布局上依然保持6類紀律處分。此次修訂有其特定的原因。從大的環境來說，一方面，黨的十九大后繼續堅持用嚴明的紀律管全黨治全黨，另一方面對紀律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強調堅持問題導向和使命引領相結合，不斷提高紀律建設的政治性、時代性和針對性等。在理論層面，是為了體現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和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同時把黨章和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等黨內法規的要求細化具體化；在實踐層面，2015年以來我們在管黨治黨方面積累了成熟的經驗和好的做法，同時新時代黨的建設也面臨新的突出問題，如何將好的做法固定下來并提出應對新問題的思路和方法，迫切要求對之前的《條例》進行修訂。這次修訂將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是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具體行動，再次釋放了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強烈信號。

(來源：2018年10月9日《學習時報》 作者：楊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