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偉 閆強樂

　　自周秦發軔，一直延至清末變法，中華法治文化曲折演進數千年之久，漢唐以后，其影響更波及日本、越南等東南亞諸國。中華法系及潛存其內的中華法文化，內蘊豐厚，又表現出諸多鮮明的特征。然而，仔細檢視中華法的實際，特別是將其置于幾千年的動態發展中，又可以看到不少內在的、似乎難以調和的矛盾，比如一方面提倡禮教為先，執法“仁恕”，另一方面卻在不同時期表現出嚴苛的面向。當下再來回顧中華法，不僅需要直面這些內在的矛盾，還要理解其內在的邏輯，進而在建設現代法治過程中，更好實現中華法的“創造性轉化”。

　　不同于個別時代的用刑“深刻”，中華法文化同時貫穿著“仁恕”底蘊。在中國文化中，“仁”是指仁愛、寬仁，是一種發生于人身體內部的心態；“恕”按字面意思是“如心”，即是“己心如人心”或“人心如己心”，也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設身處地為人考慮，故“仁恕”合起來意指由己出發的寬容、愛人。除卻以法為教的秦朝之外，無論是漢唐，還是明清，在法律思想中都包含寬仁的因素，即便是以重典著稱的朱元璋，早年也曾強調“治獄以寬厚為本”。故“仁恕”可以說是中華法文化更為持久、更為根本的底色。

　　儒家經典《論語》自始至終貫徹著“仁恕”之道，孔子將孝悌忠信等一切美好的德性，都融入“仁”之中，踐行仁德，是人之為人的先決條件。是故，在孔子看來，仁既指日常生活中“愛人”，又有更深層次的豐富內涵：“克己復禮”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為仁，“其言也讱”亦為仁。孔子所謂的“仁”，或曰“泛愛眾”，本質是突破了家族內部成員的愛，“基于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信念，因而是革命性的變化”。仁與恕緊密相關，為“仁”的方法，在于行“忠恕”之道。子貢曾問孔子，有沒有一句話可以終身奉行，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與積極主動的立人達人不同，“恕”要求推己及人，對人的不足或缺陷要有寬容、原宥與諒解之意，“只是它不是對自己寬容、諒解，而是對別人寬容、諒解”。以孝悌為本，行忠恕之道，也就踐行了“仁”。孔子的“仁恕”之道，有重要的時代背景，春秋以來社會變動劇烈，中原大地上的血族逐漸崩解，“以往隸屬于不同血族的人們相互間究竟如何交往；中原文化圈又當如何對待尚未融入的外部族”。種種問題，使得孔子提出了“恕道”，即中原文化圈內部漸趨融合的不同血族之間應該互相包容，由“恕道”之包容，推及良善德行，最終形成了仁與恕的統一。

　　孔子不僅多次論述“仁恕”，他還身體力行。葉公曾經告訴孔子說，我們那里有個坦白直率的人，他父親偷了羊，便告發。孔子則說，我們那里直率的人與你們不同，“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論語·子路》），直率、道義就在其中。這則對話，看起來似乎表現的是父慈子孝，但從執法者而言，父子相隱亦不為罪，自然包含“仁恕”之意。孔子曾經擔任魯國司寇，有一對父子因瑣事爭訟，孔子拘禁了兒子，三個月不予判決。父親請求撤銷訴訟，孔子才釋放兒子。季孫聽說此事，生氣地說：“這個老頭子欺騙我，他說治理國家要遵從孝道。現在殺一個不孝的人，能夠警示天下所有不孝的人，可又把他放了。”孔子知道后，嘆息說：“君主喪失了孝道，卻要殺掉不孝的百姓，這行嗎不教育自己的百姓，卻懲罰他們，殺掉無辜的人。不用刑罰是因為罪責不在百姓身上。法令松弛，刑罰卻很嚴苛，這是殘暴的制度。《尚書》說，要根據道義來施刑，根據道義來誅殺。意思就是要先教育。”孔子之意，是先教后刑，但在此案的處理中，無疑表現其寬仁、原宥之意，只要有過者愿意改之，司法者應當避免使用苛刑。明代呂坤指出，法律貴在平，但君子又融入“恕”，“平者，圣人之公也；恕者，圣人之仁也”。很顯然，“仁恕”是對法律之治更高的評價。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仁恕”思想，在歷代法制中得到了體現。西周時，幼弱、老耄、愚蠢犯罪，或免刑，或減刑，稱為“三縱”；不識、遺忘、過失犯罪減輕刑罰，稱為“三宥”，都是仁道的表現。漢唐時“八議”中議賢、議能、議勤、議親亦與仁愛有關。《天圣令》中，“諸獄皆厚鋪席薦，夏月置漿水。其囚每月一沐”。宋至明清的自首、自告法，允許其犯罪知悔，改過自新；明清時，多有“法外施仁”的司法實踐，寬厚處理被告人，“這與仁愛思想的本質‘愛人’是一致的”。歷代又多有恩赦之法，在一定時日或條件下免除其罪刑，均為“恕道”之表現。是故，傳統法治的最高理想，“期于措刑罰而不用；若不得已而用刑，則科刑準則一依于矜恤主義”。矜恤或者“仁恕”的本意，并非輕縱，而是基于仁愛，“尤其本于勸人為善之信條，凡犯罪知悔，往往許其改過自新”，以此來實現社會的善治。

　　（文章節選自韓偉、閆強樂《中華優秀法治文化十講》，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