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戰結束后,蔣介石擁有的裝備精良的正規軍達到空前規模的430多萬,盟軍援助中國抗戰的所有優質武器都在國民黨軍手中。此時,共產黨的全部正規軍總計127萬,其中不少部隊武器依舊是土制槍支和大刀長矛;即使屬于正規軍的主力部隊,輕武器十分簡陋,重武器嚴重匱乏。而且,共產黨沒有一艘軍艦和一架戰機。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解放戰爭的結局?
解放戰爭中的力量變遷
從政治層面分析,戰爭尚未爆發前,國民黨政權的執政基礎已瀕臨崩潰。隨著抗戰勝利的到來,“接收”成為國民黨政權所構建的官僚階層重新掌權的核心內容。“接收”至少包括兩方面含義:軍事上要與共產黨軍隊拼速度,開赴戰爭中曾經的淪陷區以及共產黨人開辟的解放區;而經濟上的“接收”比軍事行動更刻不容緩,小到汽車、古董、房產,大到金庫、礦山、廠房,敵偽留下的巨額財產誰先貼上封條或搶到手里就是誰的。于是來自政府、軍隊、行業系統的“接收”機構紛紛冒出,最終連國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國到底有多少“接收”機構,空前的資財侵占和侵吞由此開始——正如曾任國民黨上海市長的吳國楨所說,“接收”成了搶奪戰利品的一場混戰,所有政府的不同機構都被賦予了沒有中央監督的接收敵方財產的權力,他們的行為猶如對人民的侵略。本屬于國家的財富流入私囊,官僚階層與他庇護的資本階層成為社會財富的擁有者和享受者;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窮人最多的國家,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因不占有土地,生存基礎十分脆弱,城鎮人口則因生產不能恢復、物價迅速上漲而民不聊生。以至于連蔣介石都要質問他的軍政長官:“收復之后,腐敗墮落,不知自愛至此,其何以對地方之人民,更將何以對陣亡之先烈?”
侵占國家資財、勾結不法商人、壟斷市場貿易、武裝走私販私,以至國民黨政權從政府高官到軍隊將領無一不是富豪顯貴。即使在戰爭進程中,保護私產也被置于軍事行動之上。1948年11月初,蔣介石命令位于海州的國民黨軍第44軍向徐州撤退。因為華東野戰軍近在咫尺,本是極端秘密的軍事行動,可國民黨軍隊尚未動身,海州的商人就找上門來要求隨軍撤退。原來國民黨軍徐州“剿總”司令官劉峙已提前把放棄海州的機密泄露給了在生意上有聯系的富商。對此,第九綏靖區司令官李延年感嘆道:“劉峙看錢財比國家的事還大,真是豈有此理!這樣泄露軍事機密,不敗如何!”
抗戰期間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于1946年7月受杜魯門總統委托再次來到中國考察,為美國政府是否繼續援助國民黨政權提供決策依據。魏德邁離開中國前于南京的演講讓國民黨高官目瞪口呆:“……我發現不少政府官員將他們的兄弟子侄安置于政府,任職于國營或私營公司之中,利用職權不顧國家與人民的福利而謀取巨利……”魏德邁對國民黨政府官員作出評語:“大多數人的品行是特別表現出貪婪、無能昭著,或者二者俱全。”
戰爭臨近尾聲時,另一個美國人,美軍駐華顧問團團長巴大維給華盛頓寫出一份報告,分析國民黨政權迅速崩潰的原因,除了軍事上的無能、指揮上的混亂外,巴大維觸摸到了中國自封建帝制建立后便逐漸生成并由國民黨政權繼承發展的弊端:“有一點必須明白,那就是在國民政府所有的組織機構中,充斥著中國人特有的家庭、經濟、政治等方面的裙帶關系。不管一個人多有能力,他決不會僅僅因為是該項工作的最佳人選而獲得一個要職,他必須得有后臺。從舉不勝舉的例子里不難看出,這總后臺便是委員長本人。他給他在軍隊中的老關系以足夠的支持和信賴,使得他們穩居要職,不管他們稱職不稱職。這種做法的直接后果,便是在與共產黨作戰中暴露無遺的荒謬戰略和錯誤戰術。”
1946年3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訪問延安,他的隨行記者這樣描述了共產黨的政治中樞:“在延安,黨的干部工作時間很長,吃的又很差,冬天還減為一日兩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們在窯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燈的暗淡燈光下進行工作。然而看起來他們并不感到疲勞,甚至在敵人即將大舉侵犯時也如此。這一方面是由于他們過著接近大自然的寧靜而簡樸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這里的社會中充滿同志式的友愛。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他們已經檢驗了他們的全部理論并使之適用于原始的中國農村以及農民的日常生活,他們感到在人民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樣無憂無慮。在延安聽到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人民’……中國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學習’,這些都是口號,但又包含著比口號更深的內涵,代表著一種極深的感情,一種最終的信念。”
共產黨軍隊從高級將領到普通戰士,沒有哪個人有田產、商鋪或存款,沒有哪個人把發家致富視為人生目標。干部和戰士的軍裝是一樣的,生活狀態也是一樣的,衣服上的補丁都一樣多。所有共產黨人的理想是:為這片國土上最廣大的人民服務,為人民的翻身解放不惜犧牲生命。解放戰爭中干部的傷亡數量很大,而整理他們的遺物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因為他們的私人財產往往只有一支鋼筆、一支煙袋鍋和幾件軍裝。
華東野戰軍一位名叫魯銳的營長犧牲后,所有的財產都在他軍上衣的兩只口袋里:右邊是一支小煙袋和一個煙荷包;左邊是他用硬紙做的一副撲克牌,上面的紅桃、方塊、黑桃和梅花都是他用紅薯刻成的字模印出的,與撲克牌在一起的還有一張小紙片,上面寫下的最后幾行字是:“我是淮海人,在這次偉大的淮海戰役中,我要率部隊打先鋒,不惜貢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
淮海戰役中,劉伯承、鄧小平同志的總指揮部,就設在戰場上敵我交錯的危險地帶,拿鄧小平的話講,為了奪取解放全中國的勝利,他準備和官兵們一起“燒蒲草”——中原地區的百姓有個習俗,人死后要把他生前睡過的蒲草在野地里燒掉——中原野戰軍的政治委員與十幾萬即將迎著炮火走向戰場的官兵一樣,隨時準備犧牲!
解放戰爭中的真正力量
戰爭是人的行為,最終是人的精神較量而非僅僅是物質對抗。所以說,盡管在戰爭爆發之際共產黨軍隊并不具有軍事優勢,但政治優勢讓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民心,民心所向為戰爭勝利聚集起摧枯拉朽的力量。
蔣介石承認國民黨軍士氣低落是導致一系列作戰行動失敗的原因之一:“現在前方有些士兵沒有飯吃,只能以小米充饑,衣不蔽體,鞋襪俱無,尤其是傷病的士兵,缺乏擔架,缺乏醫藥,許多長官不加過問,聽其自生自滅,痛苦非凡!這種情況,怎么能使士兵信仰長官?怎么能使他們見危授命,赴湯蹈火?……”蔣介石認為不關心士兵并不是問題的全部,更重要的是軍官們的信仰出了問題:“我體察一般高級干部的情緒,大多數對于革命前途信心喪失,心理動搖,以為本黨的地位,真是岌岌不可終日……大多數高級將領精神墮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動搖,責任的觀念完全消失……”更讓蔣介石痛心的“有史以來所未有的奇恥大辱”是,那些畢業于黃埔軍校、參加過抗戰、將他尊稱為校長的前線將領也多有被俘而不是“成仁”。
遼沈戰役俘虜國民黨正規軍305600人,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甄別,解放軍干脆在曠野中用樹干搭起一座門,名為“解放門”,愿意參加解放軍的基層軍官和士兵,只要從門下走過就算是被解放了,立即成為戰友受到歡迎繼而投身于人民解放的事業中去。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作戰傷亡很大,但是解放軍的總兵力卻能迅速擴大。在解放戰爭中,以軍、師規模起義投誠的國民黨軍部隊,經過政治教育和意志磨煉,大部分進入解放軍的主力部隊,成為解放軍的強大力量。
其實,為共同的政治理想而作戰的解放軍官兵,絕大多數是翻身農民的子弟。他們參軍的時候,父母的囑咐也許只有一句話,跟著咱們的隊伍,保衛分得的土地。普通士兵中很多人并沒有“主義”的概念,他們只知道跟著共產黨就能過上好日子,就能鏟除世間最讓他們痛恨的不公,就能讓世代受壓迫的窮苦人當家作主。
在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的后勤補給,除了依靠脆弱的鐵路運輸之外,到戰爭的后期基本上是依靠空投,這種耗費巨大財力的補給行為效果甚微。而在同一個戰場上,共產黨軍隊卻能享受到在當時世界上任何軍隊都不曾享有的最強大的補給支持,以至于這支軍隊可以沒有自己的后勤運輸部。1948年10月,東北野戰軍十縱在黑山一線阻擊廖耀湘兵團,3天之內戰場周圍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冒著炮火往返陣地900多次,送上去的干糧達2000多斤,戰后統計僅下灣村犧牲的百姓就有400多人,他們和那些犧牲在陣地上的解放軍官兵葬在了一起。整個淮海戰役,近60萬作戰官兵的身后是500萬支前百姓,戰場上的每一顆子彈、每一發炮彈、每一粒糧食都來自百姓日夜不斷的運送;而所有的作戰官兵都知道,一旦他們負傷乃至犧牲,百姓會將他們轉運下戰場,把自家的被子蓋在他們身上。
1946年,當外國記者問與國民黨軍隊的作戰能否取勝時,毛澤東同志在回答中甚至連“軍隊”這兩個字都沒有提到,他只是說:“那就要看我們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蔣介石肯定要失敗,因為他反對農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們能夠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一定會勝利。”因為對于苦難的中國來講,最大多數的人是誰?是占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農民。
就在國民黨的軍政高官忙著進城“接收”財產的時候,共產黨人提出的口號是:“一切可能下鄉的干部要統統到農村中去”。歷史事實也證明,共產黨人自東北地區開始的大規模土改對解放戰爭的勝利起到了決定作用。正像毛澤東同志說的:“所謂人民大眾主要的就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革命,忘記了農民,就是你做一百萬件事情,也沒有用處,因為沒有力量。”1947年,共產黨軍隊的攻擊目標對準了山西運城,晉冀魯豫軍區八縱和二縱在長達半年的時間里不斷發起強攻打援,而運城周邊的百姓負責運送糧食、轉運傷員,當聽說攻城部隊需要木料時,家家戶戶都把門板卸下來送上戰場。戰后統計,百姓前后送來的門板竟有17萬塊!門板沒有了,還叫家嗎?但是,百姓心甘情愿!
淮海戰役第二階段作戰期間,毛澤東同志親自起草過一封勸降信,其內容幾乎可以解釋解放戰爭的政治和軍事內涵:“國民黨軍第12兵團司令官黃維將軍及黃將軍所屬全兵團官長士兵們:我們和你們都是中國人。你我兩軍現在在打仗。我們包圍了你們……打仗的勝敗,不決定于武器,而決定于人心。我們的士兵都想打,你們的士兵都不想打,你們將軍們知道嗎?……替國民黨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們流血流汗,他們升官發財。你們送命,他們享福。快快覺悟過來罷。我們都是一家人。打內戰,打共產黨,殺人民,這個主意是蔣介石和國民黨定下的,不是你們多數人愿意的,你們多數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還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罷!”
人民心里有桿秤。
在解放戰爭中犧牲的幾十萬官兵,在戰爭中前赴后繼支前的上千萬百姓,為了夢想中的新中國,他們情愿走向戰場,情愿沖鋒陷陣,哪怕粉身碎骨!
(據《黨建》雜志2017年第10期,原標題《人心向背決定中國命運——解放戰爭勝利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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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爭勝利的啟示
來源: 時間:2017-10-19
1945年抗戰結束后,蔣介石擁有的裝備精良的正規軍達到空前規模的430多萬,盟軍援助中國抗戰的所有優質武器都在國民黨軍手中。此時,共產黨的全部正規軍總計127萬,其中不少部隊武器依舊是土制槍支和大刀長矛;即使屬于正規軍的主力部隊,輕武器十分簡陋,重武器嚴重匱乏。而且,共產黨沒有一艘軍艦和一架戰機。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解放戰爭的結局?
解放戰爭中的力量變遷
從政治層面分析,戰爭尚未爆發前,國民黨政權的執政基礎已瀕臨崩潰。隨著抗戰勝利的到來,“接收”成為國民黨政權所構建的官僚階層重新掌權的核心內容。“接收”至少包括兩方面含義:軍事上要與共產黨軍隊拼速度,開赴戰爭中曾經的淪陷區以及共產黨人開辟的解放區;而經濟上的“接收”比軍事行動更刻不容緩,小到汽車、古董、房產,大到金庫、礦山、廠房,敵偽留下的巨額財產誰先貼上封條或搶到手里就是誰的。于是來自政府、軍隊、行業系統的“接收”機構紛紛冒出,最終連國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國到底有多少“接收”機構,空前的資財侵占和侵吞由此開始——正如曾任國民黨上海市長的吳國楨所說,“接收”成了搶奪戰利品的一場混戰,所有政府的不同機構都被賦予了沒有中央監督的接收敵方財產的權力,他們的行為猶如對人民的侵略。本屬于國家的財富流入私囊,官僚階層與他庇護的資本階層成為社會財富的擁有者和享受者;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窮人最多的國家,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因不占有土地,生存基礎十分脆弱,城鎮人口則因生產不能恢復、物價迅速上漲而民不聊生。以至于連蔣介石都要質問他的軍政長官:“收復之后,腐敗墮落,不知自愛至此,其何以對地方之人民,更將何以對陣亡之先烈?”
侵占國家資財、勾結不法商人、壟斷市場貿易、武裝走私販私,以至國民黨政權從政府高官到軍隊將領無一不是富豪顯貴。即使在戰爭進程中,保護私產也被置于軍事行動之上。1948年11月初,蔣介石命令位于海州的國民黨軍第44軍向徐州撤退。因為華東野戰軍近在咫尺,本是極端秘密的軍事行動,可國民黨軍隊尚未動身,海州的商人就找上門來要求隨軍撤退。原來國民黨軍徐州“剿總”司令官劉峙已提前把放棄海州的機密泄露給了在生意上有聯系的富商。對此,第九綏靖區司令官李延年感嘆道:“劉峙看錢財比國家的事還大,真是豈有此理!這樣泄露軍事機密,不敗如何!”
抗戰期間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于1946年7月受杜魯門總統委托再次來到中國考察,為美國政府是否繼續援助國民黨政權提供決策依據。魏德邁離開中國前于南京的演講讓國民黨高官目瞪口呆:“……我發現不少政府官員將他們的兄弟子侄安置于政府,任職于國營或私營公司之中,利用職權不顧國家與人民的福利而謀取巨利……”魏德邁對國民黨政府官員作出評語:“大多數人的品行是特別表現出貪婪、無能昭著,或者二者俱全。”
戰爭臨近尾聲時,另一個美國人,美軍駐華顧問團團長巴大維給華盛頓寫出一份報告,分析國民黨政權迅速崩潰的原因,除了軍事上的無能、指揮上的混亂外,巴大維觸摸到了中國自封建帝制建立后便逐漸生成并由國民黨政權繼承發展的弊端:“有一點必須明白,那就是在國民政府所有的組織機構中,充斥著中國人特有的家庭、經濟、政治等方面的裙帶關系。不管一個人多有能力,他決不會僅僅因為是該項工作的最佳人選而獲得一個要職,他必須得有后臺。從舉不勝舉的例子里不難看出,這總后臺便是委員長本人。他給他在軍隊中的老關系以足夠的支持和信賴,使得他們穩居要職,不管他們稱職不稱職。這種做法的直接后果,便是在與共產黨作戰中暴露無遺的荒謬戰略和錯誤戰術。”
1946年3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訪問延安,他的隨行記者這樣描述了共產黨的政治中樞:“在延安,黨的干部工作時間很長,吃的又很差,冬天還減為一日兩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們在窯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燈的暗淡燈光下進行工作。然而看起來他們并不感到疲勞,甚至在敵人即將大舉侵犯時也如此。這一方面是由于他們過著接近大自然的寧靜而簡樸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這里的社會中充滿同志式的友愛。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他們已經檢驗了他們的全部理論并使之適用于原始的中國農村以及農民的日常生活,他們感到在人民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樣無憂無慮。在延安聽到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人民’……中國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學習’,這些都是口號,但又包含著比口號更深的內涵,代表著一種極深的感情,一種最終的信念。”
共產黨軍隊從高級將領到普通戰士,沒有哪個人有田產、商鋪或存款,沒有哪個人把發家致富視為人生目標。干部和戰士的軍裝是一樣的,生活狀態也是一樣的,衣服上的補丁都一樣多。所有共產黨人的理想是:為這片國土上最廣大的人民服務,為人民的翻身解放不惜犧牲生命。解放戰爭中干部的傷亡數量很大,而整理他們的遺物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因為他們的私人財產往往只有一支鋼筆、一支煙袋鍋和幾件軍裝。
華東野戰軍一位名叫魯銳的營長犧牲后,所有的財產都在他軍上衣的兩只口袋里:右邊是一支小煙袋和一個煙荷包;左邊是他用硬紙做的一副撲克牌,上面的紅桃、方塊、黑桃和梅花都是他用紅薯刻成的字模印出的,與撲克牌在一起的還有一張小紙片,上面寫下的最后幾行字是:“我是淮海人,在這次偉大的淮海戰役中,我要率部隊打先鋒,不惜貢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
淮海戰役中,劉伯承、鄧小平同志的總指揮部,就設在戰場上敵我交錯的危險地帶,拿鄧小平的話講,為了奪取解放全中國的勝利,他準備和官兵們一起“燒蒲草”——中原地區的百姓有個習俗,人死后要把他生前睡過的蒲草在野地里燒掉——中原野戰軍的政治委員與十幾萬即將迎著炮火走向戰場的官兵一樣,隨時準備犧牲!
解放戰爭中的真正力量
戰爭是人的行為,最終是人的精神較量而非僅僅是物質對抗。所以說,盡管在戰爭爆發之際共產黨軍隊并不具有軍事優勢,但政治優勢讓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民心,民心所向為戰爭勝利聚集起摧枯拉朽的力量。
蔣介石承認國民黨軍士氣低落是導致一系列作戰行動失敗的原因之一:“現在前方有些士兵沒有飯吃,只能以小米充饑,衣不蔽體,鞋襪俱無,尤其是傷病的士兵,缺乏擔架,缺乏醫藥,許多長官不加過問,聽其自生自滅,痛苦非凡!這種情況,怎么能使士兵信仰長官?怎么能使他們見危授命,赴湯蹈火?……”蔣介石認為不關心士兵并不是問題的全部,更重要的是軍官們的信仰出了問題:“我體察一般高級干部的情緒,大多數對于革命前途信心喪失,心理動搖,以為本黨的地位,真是岌岌不可終日……大多數高級將領精神墮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動搖,責任的觀念完全消失……”更讓蔣介石痛心的“有史以來所未有的奇恥大辱”是,那些畢業于黃埔軍校、參加過抗戰、將他尊稱為校長的前線將領也多有被俘而不是“成仁”。
遼沈戰役俘虜國民黨正規軍305600人,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甄別,解放軍干脆在曠野中用樹干搭起一座門,名為“解放門”,愿意參加解放軍的基層軍官和士兵,只要從門下走過就算是被解放了,立即成為戰友受到歡迎繼而投身于人民解放的事業中去。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作戰傷亡很大,但是解放軍的總兵力卻能迅速擴大。在解放戰爭中,以軍、師規模起義投誠的國民黨軍部隊,經過政治教育和意志磨煉,大部分進入解放軍的主力部隊,成為解放軍的強大力量。
其實,為共同的政治理想而作戰的解放軍官兵,絕大多數是翻身農民的子弟。他們參軍的時候,父母的囑咐也許只有一句話,跟著咱們的隊伍,保衛分得的土地。普通士兵中很多人并沒有“主義”的概念,他們只知道跟著共產黨就能過上好日子,就能鏟除世間最讓他們痛恨的不公,就能讓世代受壓迫的窮苦人當家作主。
在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的后勤補給,除了依靠脆弱的鐵路運輸之外,到戰爭的后期基本上是依靠空投,這種耗費巨大財力的補給行為效果甚微。而在同一個戰場上,共產黨軍隊卻能享受到在當時世界上任何軍隊都不曾享有的最強大的補給支持,以至于這支軍隊可以沒有自己的后勤運輸部。1948年10月,東北野戰軍十縱在黑山一線阻擊廖耀湘兵團,3天之內戰場周圍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冒著炮火往返陣地900多次,送上去的干糧達2000多斤,戰后統計僅下灣村犧牲的百姓就有400多人,他們和那些犧牲在陣地上的解放軍官兵葬在了一起。整個淮海戰役,近60萬作戰官兵的身后是500萬支前百姓,戰場上的每一顆子彈、每一發炮彈、每一粒糧食都來自百姓日夜不斷的運送;而所有的作戰官兵都知道,一旦他們負傷乃至犧牲,百姓會將他們轉運下戰場,把自家的被子蓋在他們身上。
1946年,當外國記者問與國民黨軍隊的作戰能否取勝時,毛澤東同志在回答中甚至連“軍隊”這兩個字都沒有提到,他只是說:“那就要看我們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蔣介石肯定要失敗,因為他反對農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們能夠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一定會勝利。”因為對于苦難的中國來講,最大多數的人是誰?是占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農民。
就在國民黨的軍政高官忙著進城“接收”財產的時候,共產黨人提出的口號是:“一切可能下鄉的干部要統統到農村中去”。歷史事實也證明,共產黨人自東北地區開始的大規模土改對解放戰爭的勝利起到了決定作用。正像毛澤東同志說的:“所謂人民大眾主要的就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革命,忘記了農民,就是你做一百萬件事情,也沒有用處,因為沒有力量。”1947年,共產黨軍隊的攻擊目標對準了山西運城,晉冀魯豫軍區八縱和二縱在長達半年的時間里不斷發起強攻打援,而運城周邊的百姓負責運送糧食、轉運傷員,當聽說攻城部隊需要木料時,家家戶戶都把門板卸下來送上戰場。戰后統計,百姓前后送來的門板竟有17萬塊!門板沒有了,還叫家嗎?但是,百姓心甘情愿!
淮海戰役第二階段作戰期間,毛澤東同志親自起草過一封勸降信,其內容幾乎可以解釋解放戰爭的政治和軍事內涵:“國民黨軍第12兵團司令官黃維將軍及黃將軍所屬全兵團官長士兵們:我們和你們都是中國人。你我兩軍現在在打仗。我們包圍了你們……打仗的勝敗,不決定于武器,而決定于人心。我們的士兵都想打,你們的士兵都不想打,你們將軍們知道嗎?……替國民黨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們流血流汗,他們升官發財。你們送命,他們享福。快快覺悟過來罷。我們都是一家人。打內戰,打共產黨,殺人民,這個主意是蔣介石和國民黨定下的,不是你們多數人愿意的,你們多數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還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罷!”
人民心里有桿秤。
在解放戰爭中犧牲的幾十萬官兵,在戰爭中前赴后繼支前的上千萬百姓,為了夢想中的新中國,他們情愿走向戰場,情愿沖鋒陷陣,哪怕粉身碎骨!
(據《黨建》雜志2017年第10期,原標題《人心向背決定中國命運——解放戰爭勝利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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